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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莱布尼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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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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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在欧洲的取舍

莱布尼茨用“前定和谐”说,替上帝解决了单子同一性问题。

这就使得原本“形而上学的点”,彼此间有了联系,有如几何学里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面而体,由体而物,由物体而形成世界,成为了世界的形式因。

如此看来,几何学应该就是提示了世界同一性的一个“前定和谐系统”,而几何学中的“点”,也有可能就成为了莱布尼茨“单子论”的一个思想来源。

就在不久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同中国士人徐光启合作,一道翻译了《几何原本》,对此,莱布尼茨应当清楚,至少亦该有所耳闻。

自从利玛窦以后,有两个词在欧洲流行开来,一个是“泰西儒士”,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前者属于身份认同,而“儒士”一词,也是中国文化的标志,被称为“泰西儒士”,显然是指欧人中国化;后者属于思想欧化,因为“哲学”一词出自西方,将中国学术视为“哲学”,则是向西方看齐,在求同中,给中国思想作了欧化标记。

因此,孔子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哲学家”,最早起这个话头的,便是先行来中国传教的罗明坚和利玛窦,利玛窦就说过:中国最大的哲学家莫过于孔子。

他们的后来者里,有个比利时人起了个汉名,叫“柏应理”,他这个名字,应该跟理学有关,17世纪中叶,他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莱布尼茨跟友人谈起过这本书,说: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者之王。

这本书,主要是对儒家《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的翻译和解说,是好几代耶稣会士共同努力的汉学成果,书中用了古希腊人的哲学——“爱智慧”来对译孔子的“志于学”,用“哲学”观点来看中国,其优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从此有了“哲学”。不足也显而易见,仅以儒学为“哲学”,反而使人产生误解,例如,后来的黑格尔等人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孔子本人也不是什么哲学家,其思想属于伦理学。

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落差甚大。从17世纪以“哲学”为中国思想正名,到19世纪认为中国无“哲学”,这样的一个倒转,是从18八世纪末开始的,那时,正处于乾隆之末。

西方传教士看中国,开了个向上看的头,其眼光集中在帝王,他们对于帝王的评价,也就变成了对中国的看法,若皇帝好,他们就说中国好,反之亦然。

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中国有康熙帝,在欧洲好评如潮,其时,欧人之于中国,便凡事都往好处说,就连莱布尼茨亦追随众口,未能免俗。

康熙的活法,是敞开来活,活得很阳光,却从未自诩太阳王,这跟与其同时的路易十四不太一样。然其魅力,则诚如黑格尔所言,如日出一般,还是放射着文明开化的光芒,在他的麾下他的朝廷上,儒士、传教士统统用,中学西学一齐上。

儒士认可他,他就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传教士认可他,他就得到西方知识界的广泛好评,连带对“中国”的评价,也因为占了他的光,跟着光芒四射起来。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就这样评价康熙帝:当今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位君主。若问,他是怎样的?答曰“空前伟大”的!“空前”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仅限于中国,还是包括了欧洲?还有“空前”的时限,到底有多长?仅限于当下,还是包括了古今?对此,莱布尼茨未作进一步说明,而是特别强调了康熙帝“对欧洲人颇怀好感”,初虽受阻于摄政权臣,但他一亲政,便立即“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

莱布尼茨认为,正是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此前,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皇帝像他那样做过,或做出了他那样的气魄。

以此,莱布尼茨确认,康熙帝一人比其所有臣僚,都更远见卓识,还说,“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而这种“结合”,正好符合莱布尼茨所设想的“前定和谐”,他认为,康熙帝正以中国本色的实践的方式,履行着上帝原本就已安排好的东西方的“前定和谐”。

为了以更为“和谐”的方式实现“前定和谐”,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说这番话,并非因为我妒忌中国新近的醒悟,恰恰相反,我由衷地祝福他们,我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他这一番话,是针对什么情况来说的呢?

那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说,康熙帝委托传教士南怀仁致信欧洲,希望欧洲方面多派些传教士来,说中国需要他们。这一信息,激动了欧洲,而欧洲方面,有能力且有意愿往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国家,惟有那个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国。

那时的欧洲,同中国一样,流行君主专制,并且向着中央集权发展。三十年战争,助推了这一趋势,顺着这一趋势,法国后来居上,路易十四王成了赢家。

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废墟上,结了一个崭新的政治文明的硕果。那硕果,就是我们在此一再提到的那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我们读世界近代史,皆以英国革命为近代史开篇,别无其他,教科书上都这么讲,实则非也。除了英国革命,还有宗教战争,也可以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国家近代化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以民族国家的腿走路,走向国际;另一条,则以民主国家的腿立足,立足于国本。而这两条腿,都跟新教徒有关,宗教战争就不用说了,民主革命,其实质也是新教徒议会,是对于天主教王权的革命。

但新教徒之于欧洲,从根本上来说,仍未脱离君主制的局限性。民族国家的兴起,在欧洲大陆,不但未能抑制君主制的发展,反而使得原本已封建化的君主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就是如此。

那么民主国家的情形如何呢?也与君主制妥协了,光荣革命就是一种妥协,妥协为君主立宪。如果说英国革命终结于君主立宪,那么由宗教战争催生的欧洲共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岂不也是饱经战乱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君主立宪”?

总之,那时具有普世性的,并非民主制,而是君主制,从君主制里来看中国,中国当然很美,不但历史悠久,走在了欧洲的前头,而且文物渊薮,引领欧洲时尚潮流,尤其在向着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发展方面,中国君主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历史的高标,更何况在制度安排方面,中国传统里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那一套还是蛮有格调。

但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欧洲这一波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国热”终于过去,除了历经200余年的审美疲劳外,主要是由于欧洲大陆也开始从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变了,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欧洲人从自身需要出发,改变了对中国看法。

欧洲人在君主制里看中国,中国是那么美好,当他们进入民主化中,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中国就发现,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国还在那里原地踏步。

欧洲人已放弃中世纪,正要抛弃君主制,而中国人却抱着“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信念,还在坚持。欧人有见于此,观感已非昔日,时过境亦迁,不但对皇帝的看法变了,而且皇帝本尊,也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一代又一代,变得不像样了。

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了,留那么一丁点落日余晖,如何能挽救君主制的辉煌?他哪里知道,还有法国大革命就在历史的不远处,等待着他的子孙?

可以说,莱布尼茨生活的时代,是君主制世界最美好的时代,他与康熙和路易十四并世而立,从路易十四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康熙帝对西方科学的追求中,他一定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前定和谐”,在世界文明的两极对话中,他展望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基于“前定和谐”。而“前定和谐”,则从同一性来,往同一性去,最高的同一性,惟有上帝,也就是人类从上帝那儿来,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同一性之于人类个体,天人合一:上帝在天上,也在人心里。同一性之于人类世界,文明一体:天主在西方,也往东方去。

这样的一个理想国愿景,不能当作乌托邦来看,它不是那种经由大航海时代的文学想象的奇遇,而是基于形而上学对东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推理,这个推理,从柏拉图就开始,一直推到他莱布尼茨,他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里,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源头,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的方式,那便是由尧舜之道所表达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尧舜之道之于“人类大同”的安排,这在莱布尼茨看来,岂不就是中国式的“前定和谐”?

看来,他与尧舜之道,可谓殊途同归,他偕同尧舜,一同步入“前定和谐”,正是经由其“前定和谐”的创造性转化,我们才看到了后来由康德所提出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新的“历史理性”——世界公民与永久和平。我们认为,这是用现代国家观念,对尧舜之道所作的最为恰如其分的表达,而莱布尼茨则侧身其间会通中西,继往开来。

若无大同世界,人类哪有未来?而大同世界,又怎能缺了中国那一块?然而,从康德开始,“中国风”就已然逆转,此非康德使然,乃欧洲新时运使之然。

历史转折中君主制的最后荣光

18八世纪中叶以后,启蒙思潮中有民主思想兴起,使君主制的普世性受到怀疑,英国先行一步,在制度安排上,开了民主与君主共和先例——君主立宪。可即便君主立宪,也要民主优先,有了民主优先,英人走出“中国风”,走在了欧洲前面。

韩凌于《洛克与中国:洛克“中国笔记”考辨》中,引钱钟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文,曰17世纪,英如欧,流行“中国风”,至18世纪,已如钱氏所言“中国完全失去了所有荣光”,虽然“神秘”仍在,但已不再“辉煌”。

洛克年长于莱布尼茨,又是近代民主制的先知,虽然毕其一生都与“中国风”相遇,但两人对于中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预期。洛克不反对中国,可他对中国的认识,是在民主制的基础上,而非在君主制上,故其对于中国和中国的君主,没有那么高的预期,也不像莱布尼茨那样,对东西方抱同一性理想,对世界史作前定和谐追求。

可莱布尼茨的理想国屁股,没有坐实制度,而是坐在哲学上。因为,任何制度,均为现实,各有其局限,无论民主或君主,皆非国家理想形态,但又不能没有理想,所以,它们需要哲学,要用哲学造就理想国。

中国儒学,便是这样的哲学,而孔子,则是这样的“哲学家”。

莱布尼茨本人,当然不是儒学的拥趸,但他在形而上学的高端上,看到了儒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优长。说实在的,在西方的君主制里,还真没有一套像儒教那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三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国家哲学,即便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若放在中国,也只能入“申韩之流”,不能作为国家哲学登上供奉理想国的大雅之堂。

莱布尼茨的国家观念,超越君主与民主的考量,他既不像洛克那样为民主而思,也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为君主着想,他以单子论立国,用绝对精神的单子,取代了带有物质性的原子,以筑基天国的灵魂实体,凌驾于物欲化的个人权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国家观念便根柢于此,世界历史的自由化进程,也恰似前定和谐的逐步呈现。

但不同的是,黑格尔使绝对精神终极于德意志帝国,以之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莱布尼茨的单子——形而上学的点,作为绝对精神的标志,不同于物质性的原子,乃以灵魂实体建构神之国体,它非由这世上哪个民族所独有,而是由全人类共享。

神的国度,并非民族国家,其制度安排以及主权形式,亦非以君主或民主,而是据以前定和谐,由天主。其立国天条有二:或因其唯一性,而为单子,而有自我意识与个体人格,且以“上帝在我心中”安身立命;或以同一性,使个体化作人类,而为人类大同,而立人类共和国,而成就一个人类大同世界,康德历史理性岂非如出一辙?

可莱布尼茨不是康德那样纯粹理论的哲学家,也不是在大学专门教哲学的教授,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者,他在理论上,有一个前定和谐的理想国,那是哲学与神学相结合的形而上学的国度,其理想形态,来自源于柏拉图哲学的几何学。

若问其“前定和谐”是个什么样子?一定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子。单子,作为形而上学的点,其直观样式,便是几何学之点。那是绝对的点,要贯彻其唯一性与同一性相结合的理性原则,用几何学的公理和定理,表现出形而上的“前定和谐”。

于是,点与点相连,连成线,线与线相合,合成面,面与面相交,交成体,然后,就是体成万物,道化万物,如果真有所谓“天堂”在,那天堂,便是以绝对的点、线、面构成的形而上的世界,那世界公民,当然是以绝对精神的灵魂的实体形式而存在,成为形而下的那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个体人格和个人权利的永恒摹本。

理论的理想国,在天上,那是一副形而上的模样。那么,在人间呢?按照“前定和谐”的要求,那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也就是他的实践理性的国度,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他看来,既非君主制那样,也非民主制这般,它超越国体和政体,取代民族与国家,表现为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的样子。

如此理想国,看似高蹈于天,实则能接地气,于实践理性方面,亦自有其现实的底气和历史底蕴,反倒不像依据经验世界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的英国样式。

据历史底蕴来说,从希腊到中国,他皆已深入,不但洞悉希腊哲学,而且深入中国哲学,深谙其中“前定和谐”,而欲希腊理论哲学和中国实践哲学相结合。有人称赞他,称他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尽管其百科全书式的气质,确与亚氏神似,但他本人,还是称其哲学追求为柏拉图式,而非趋于亚氏。

在《人类理智新论》序言中,他说自己与洛克的区别在于,他是柏拉图式,而洛克为亚氏,柏拉图式是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式是经验论,而他兼而有之。

他那形而上的几何学国度,属于灵魂实体的样式,显然是柏拉图式的。与之相应,他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则是横跨欧亚立足大地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他就像是二人形象的合体,像柏拉图那样一手指向天空,又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一手抚摸大地。

他将那只抚摸大地的手伸向东方,因为他从中国看到了希望。

莱布尼茨看到的中国,是个怎样的“中国”呢?看来,已非传统的丝绸中国,亦非时尚的瓷器中国,而是“中国热”里的那个思想与文化的中国,与西方文明有着“前定和谐”的中国,是被耶稣会传教士以“科学传教,文化适应”开启的中国。

“中国”作为国名,第一次出现于世界是在《尼布楚条约》里,那是大清朝和俄国于1689年签订的边界条约,莱布尼茨于此,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那是国际关系中,向着“欧洲共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开放的一个新中国。

这一世界性的条约,其历史意义,现在看来被远远低估了。须知,此乃有史以来,东西方之间,第一次签订这样的条约。尽管那时签订条约的当事国——中国与俄国,各有不得已,而后人则因世界历史中心的转移,中国历史的地位被一而再地贬低,因而忽略了它的价值。

可在当时,在莱布尼茨的眼睛里,它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他从中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前定和谐,发现了人类大同世界,这比正在进行时的英国“光荣革命”之于人类共和与永久和平,更有普适性。

英国人所关切的,一如洛克《政府论》所言,是一个民族国家,如何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依据,摆脱君权神授,建立公民政府,实现民主化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当时虽有民主先锋性,但还不具有政治普适性。

英国革命,不管是克伦威尔推翻王朝的暴力革命,还是接踵而来君主立宪的“光荣革命”,在那时,都只能算是一个特例,它能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因为它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而是因为后来英国成功——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日不落国家。

洛克《政府论》与《尼布楚条约》在同一年问世,以莱布尼茨对洛克的关注,他应该读过《政府论》,因为他的《人类理智新论》,就是针对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而作的,但他在这两者之间,显然更为重视后者,他认为,后者更具有世界性。

在《中国近事》序言中,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了该条约,其中特别提到了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他们都是应康熙皇帝邀约,由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来做帝师的,他们在中俄两国之间沟通,在条约签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条约,将世界两大文明中心——中国与欧洲,通过一条正在进行时的文明开化带——俄国,不仅以地缘政治的方式,更以文明会通的方式,连接起来。

当时,欧亚三个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都投入到条约中来了,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作为两个当事国的代表,路易十四则以派遣传教士的方式参与。

在条约中,“中国”第一次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号,出现在一个国际化的条约里,不是作为中国传统里的那个天朝体系的中国,而是被“欧洲共识”所认可、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所接纳的“中国”,是用满、蒙、汉三种语言统称的“中国”。

如此“中国”——中央之国,在条约里,用拉丁文译作“Dulimbaigurun”,立界碑时,条约规定,要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镌刻,“中文”非专指汉语,还包括了满语和蒙语,故界碑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则有满、汉、蒙三种文字。

两大文明在此相会,三大帝王同时登场,还有一位“天才中的天才”,对此投以关切的目光,中国作为国体正式亮相,成为聚焦世界历史的一道光芒。

可惜好景不长,这已是君主制的最后荣光,当民主化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拍打世界时,历史的荣光就跟着“光荣革命”走远了,而康乾盛世,则在越来越黯淡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天朝体系的落日余晖里,踌躇满志,自给自足,走向那末路。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妨回到莱布尼茨,重温一下他那基于“前定和谐”追求同一性的大同世界的梦,从他那形而上的国度,回首现实的缺憾与不足。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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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郭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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