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灾难的最后一道防线：家属如何度过最难的「休克期」？血腥舞钢 东航MU5735次航班的搜救工作进入第三天，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关于坠机事故的更多信息被逐渐拼凑出来。 坠机现场的钱包、蝴蝶结、校服、口罩、工作牌都将机上乘客的人生展现在大

血腥舞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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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MU5735次航班的搜救工作进入第三天，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关于坠机事故的更多信息被逐渐拼凑出来。

坠机现场的钱包、蝴蝶结、校服、口罩、工作牌都将机上乘客的人生展现在大家眼前。

“下了飞机后我要去吃一顿好吃的”、“马上就能见面啦”、“下周我还会回来的”……

这一段段日常的交流，记录着航班上乘客与机组人员登机前最后的画面。

我们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让这些声音能够再次响起。

空难的发生，对遇难者家属、相关人员，甚至社会各界的心理，都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特殊群体将成为人们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家属如何度过最难的「休克期」？

在2004年11月21日包头空难后，《新京报》曾报道过对遇难者家属和搜救人员进行心理救助的过程：

一位山东籍遇难者的母亲始终不愿接受心理干预，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仍然在世。

这位母亲见到心理专家时表现的异常「平静」。在她内心深处「他是不可能走的」，她只有一个愿望，「到现场去看一下自己的儿子」。

遇难者是家里的独子，当时26岁。

「我们知道，你的儿子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但他已经离去了，这是事实……」 心理专家只能一次次的向这位母亲告知实情。

从梦境被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后，这位母亲瞬间放声大哭。

但听到这样的哭声后，专家们反而会放松下来。此时，正是干预成功的重要一步。

「她不承认儿子的离世，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心理专家分析道。

包头“11·21”空难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王晶认为，包括空难在内的遇难者家属的悲哀期一般被分成情感休克期、麻木期和否定期、接受期四个阶段。

休克期是干预工作最难做的阶段，这时最需要对家属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否则家属们会留下心灵伤痕，对今后的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美国精神病学家Elisabeth Kubler-Ross将哀伤过程分得更细致。在其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他提到，人们在哀伤中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阶段并不绝对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发生，因个人成长经历、和逝者的关系、丧失的严重程度、个人对丧失的理解不同，有的人可能只经历其中两到三个阶段，有的人可能会在其中几个阶段来回往复。

11月23日，包头空难救援人员在搜寻“黑匣子”。（图/新华社）

包头第六医院院长张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心理干预的必要性。

张捷指出，人出现心理危机和情绪危机时，理智受到压抑，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时，如果缺乏一定的外界阻力及约束，极容易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而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对发生情绪心理障碍者进行心理咨询、疏导、治疗，使其尽快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预防发生心理或精神障碍疾患。」张捷说。

不被接受的哀伤辅导师

哀伤反应是人体极为正常的反应，每个人在遇到痛苦的事情时都会表现出哀伤，这种情绪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减轻。

但与正常的哀伤相比，复杂性哀伤、延长哀伤障碍等当事人哀伤反应的强度和持久度都超出正常人所理解或承受的范围，达到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哀伤干预作为心理辅导中的一种，是地震、车祸、火灾、空难等灾害发生后的一种心理干预措施，越早实施越好。

刘猛是一名哀伤辅导师，曾在自己创办的公益机构中帮助过祝哥夫妇和一名女孩。当时刘猛的治疗方案是「和他们一起生活」。

据《人物》此前报道，2008年5月11日之前，刘猛还是大学心理学教师和1小时收费1000元的婚恋心理咨询师。

但汶川地震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路径。作为志愿者，他选择留在了西南。

心理康复人员为汶川地震重灾区的学生们点评绘画作品。（新华社）

在此后的7年中，他主要做了两件事，运作与震后重建相关的公益组织、给震后心理创伤者做心理疏导。

在地震中，祝哥失去了独女。悲伤让他迷失了自我，此后酒精成为「精神支柱」，在他居住的板房里，地上散落的空酒瓶有上百个。

刘猛与祝哥最初交谈时，得到唯一的回复就是「没酒免谈」。

那时的灾区，曾流行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

这句话源于公众对心理干预、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的不理解和排斥。

“干预，你凭啥子干预我？”

“心理学是什么，有啥用？站着说话不腰疼！”

……

汶川发生地震后，前往灾区的心理援救人员超过了28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机构从业者也有个人。

缺乏统一「组织」的结果，造成了资源不必要的浪费。甚至出现，同一个遇难者家属，被恳求填写多份问卷的现象。

这反而对遇难者家属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防火、防盗、防心理援助，这样的标语，在当时出现了不止一条两条。

看到这样的现象，刘猛决定放弃传统心理治疗方式，不再以援助、咨询这样的身份示人，他改称自己为「哀伤辅导师」。

在祝哥的家里，刘猛从背包里拿出一瓶酒，没多说，就陪着祝哥喝酒和哭。

祝哥只是刘猛在灾区「一起生活」的200多个邻居、朋友当中的一个。

站在心理学角度，刘猛把自己做的事叫做「生命的重建」。

不过，问题是这样的重建既没有具象化的哀伤辅导模式，也没有记录病情，甚至说不出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更无法说明效果。

「哀伤辅导是在灵魂的层面上做工作，婚姻情感咨询那些，是在术的方面做工作。我就跟他们一起，一起成长，我干什么他们干什么，我就只做这个。」刘猛说。

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后的重灾区汉旺镇（图/新华社）

中国的心理辅导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汶川地震后，中国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心理援助。

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心理援助的「元年」。从那时起，国家开始重视心理援助，民众对心理援助的接受度也在逐渐变高。

「中国的心理援助是被灾难和老百姓的生命推到前台的。」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说。

据《科技日报》此前报道，汶川地震后，强烈的「幸存者内疚」让丽丽（化名）整夜失眠，她开始向医务人员索要安眠药。而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心理工作者的警觉，一般人只会问睡不着怎么办，不太会主动索要安眠药。

经过数次沟通后，丽丽终于说出了真相，「她已经攒了50多片安眠药，另有它用。」

在别人看来，心理援助工作似乎就是“安慰”。但是，从汶川地震到新冠肺炎，中国心理援助走过的这几十年证明它不仅有用，还可以救命。

根据国务院《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2010年）》中的规定，发生重大灾难后，当地应进行精神卫生干预，并展开受灾人群心理应急救援工作，使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张捷介绍，据专业统计，重大灾难中一个死难者会带来近100个人的情绪波动，50个死难者就有近5000个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波动。包头空难中，到包头的外地死难者家属有500多人，而专家们只给150多个家属做了心理干预。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人群离50%的要求显然有不小的差距。

2002年7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正式启动。国家层面的鉴定考试为心理援助行业储备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人才。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委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祝卓宏表示，大量心理咨询师「入场」，从几万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37.2万，他们成为后来历次灾后心理援助的主力。

大练兵很快就来了。2003年的非典，心理咨询师应召上岗。

对各方来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战斗」，在小汤山医院启用一周之后，心理援助被同时启动。

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形成大的规模，但非典时期的经历，以及那几年间进行的国际心理创伤治疗连续培训班，为后来应对「阻击战」打下了基础。

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摆在心理援助专家们面前的一份新考卷。

2020年2月，在恩施市中心医院东门分院，心理辅导师为确诊病人隔离点的护士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并帮助她们做减压放松训练。（图/新华社）

据祝卓宏回忆，在接到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指示后，他们立即开始组织「微心战疫」志愿者重新投入北京的疫情心理援助，并组织专家开始录制节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线上心理援助成了心理援助专家们的「新战场」。

除了模式上的与时俱进，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认可和政策支持也给心理援助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契机：

201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从立法层面明确了我国心理援助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体；

2012年6月，国家减灾委员会制定《关于加强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灾害社会心理援助的行为，明确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机制；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制定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中，对开通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作出了具体目标规定；

2016年，22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和系统化建设；

2018年10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心理援助服务平台」；

2019年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中，有关心理健康的专项行动进一步明确要求「卫生健康、政法、民政等单位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等衔接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

心理援助工作逐渐体系化，并被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之中。

「我国心理援助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张侃直言。

我国心理援助工作者数量与国际上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的同时。在配置上，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大差异，东部工作者数量要远高于中西部。

此外，从政策和立法角度看，目前仍然缺乏后续配套的规范文件，与前述相关法律法规之间没能有效衔接补充。

祝卓宏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家卫健委虽然积极组织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指导文件，但在第一时间，我国在包括公众心理疏导、分级分类心理救援和干预、心理重建等领域，并无一套现成的、系统的预案和技术资料。

但好的变化在不断发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民政部都已安排疫情后心理援助的专项经费。

张侃认为，「在心理援助的正规化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张侃建议，「例如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培训材料、经费等，可以按不同灾难类型打包准备好，一有情况可以立即启动，而不用一事一议，或是以项目形式来申请。」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心理援助工作中最大难题是招募合格、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分党委书记乔志宏坦言，没有特别规模化的培养为心理健康服务的学历教育人才，这是目前最需要改进的。

「没有本科、硕士层次的大规模学历人才培养，靠业余的短期培训来提高队伍的素质是不可能的，效果有限，培养成才率很低，所以要想在未来类似的危机事件中能够迅速组织专业的队伍，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才的学历化教育。 」乔志宏说。

参考资料：

科技日报 抚慰受伤的心灵 灾后心理援助一直在路上

新京报 东航空难令无数人陷入悲伤，空难后如何抚慰人的心灵

来源 | 健康界

作者 | 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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